台前县党史资料汇编（三）

三、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9.3~1941.5）

台前境抗日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大力支持下，在敌我斗争异常尖锐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在日、伪、顽、匪和封建统治的夹击之中，建立、巩固、发展起来的。

为了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部队挺进鲁西。是年7月和8月，在八路军的支持下，中共寿张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先后成立。从此，台前境内的各级党组织在中共寿张县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把中心工作转向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创建抗日根据地，并迅速在境内掀起全民抗战的高潮。在中共寿张县委领导下的台前境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在台前境的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聊城失守后寿张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

一、政治军事形势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武汉、广州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日本在侵华战略上，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诱使国民党妥协投降，同时加紧将主要兵力逐步调回后方，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重点是华北。为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为一体的“总体战”。日本向国民党诱降的同时，英美等国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劝降，国民党内部的投降危险日益增长。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等公然叛国投敌，蒋介石集团也由于本身作战中的多次失败和对人民抗日力量的恐惧，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对日妥协，把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共上来。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1939年春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大搞“磨擦”，捕杀抗日人员，使团结抗战的形势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随着日军侵华战略的转变和其主力回华北，尤其是聊城失守后，寿张县所属的鲁西北抗战形势急转直下，抗战力量迅速分化。日军占领了部分城镇和交通要道，在占领区扶持伪政权，建立伪军组织。国民党顽固派借机大力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加紧和共产党制造磨擦。原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极力收拢范筑先的旧部。盘据在寿张一带的原范筑先部第三支队齐子修也趁机收拢范筑先的旧部，占领寿张一带，图谋发展。从而形成了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夹击之势。

针对聊城失守后的严峻形势，为加强对抗日斗争的领导，193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建立中共鲁西区党委，下辖鲁西、鲁西北、泰西3个特委。是年3月，鲁西区党委决定撤销3个特委，改设5个地委。寿张县属二地委（即运西地委），申云浦、万里、段君毅（董君毅）先后任二地委书记。二专署专员由杨勇兼任，后由邹鲁风继任。二分区司令员周贵生，政委刘星。

1939年3月1日，  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师直属队和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杨勇任团长兼政委）等部近5000人（代号为东进支队）挺进鲁西，留杨勇率六八六团直属大队部和第三营，以及张国华、匡斌率师直属队两个连在运西地区（包括寿张县），积极帮助中共地方党组织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建立各界群众抗日团体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从此，中共寿张党组织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持下，开始了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阶段。

社会各阶级对抗日的基本态度。

面对日军的侵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伪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国民党顽军抓兵派款，寿张一带社会动荡，秩序混乱，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普遍惶恐不安，都为国家的安危和个人的生存而担忧。有些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很快就可以打败日本；有的人则认为日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中国是一盘散沙，要亡国了；有相当多的人把打败日本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拥有的几百万军队上。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对待抗战的基本政治态度是：地主阶级大多数人同情、赞成抗日，少数人动摇；投降派是个别的；富农和中产阶级、小业主绝大多数赞成、拥护、支持抗日；中农和雇农、贫农及小手工业者积极拥护，热烈支持抗日；游民阶层中的大多数拥护并积极参加抗日，少数人动摇甚至投敌当了伪军；大批进步教员、青年学生和贫雇农出身的青年农民，踊跃参军，拿起武器走向了抗日战场。

日军三次占领寿张城

1938年11月15日，日军以重兵围攻聊城，聊城军民激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聊城沦陷，民族英雄范筑先和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守城健儿700余人壮烈牺牲。从此，中共建立的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彻底破坏，抗日斗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1939年3月22日（农历二月二日），日军从聊城出发，沿运河南侵，在阿城（今属阳谷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阿城惨案”后，继续南侵，张秋失守。日军顺金堤向西进犯寿张，国民党县长冯谦光闻讯逃窜，全城群众慌作一团。当时的县保安大队第一中队和县第一区队受进步思想影响，奋起抵抗。他们分别据守在县城东金堤口的南北坡上，伏击日军。敌步兵进至东纸房村，架设机枪、大炮向城里轰击，日军骑兵大队从何那里村迂回向西包围过来。敌人的侦察兵刚进入我方伏击阵地，战斗打响，日军当场被击毙7人。日军受阻，遂用大炮猛烈轰击区队阵地。阻击士兵浴血奋战，一区队军事教练袁敬超、陈士海等中弹负伤，士兵萧玉清、孟广银阵亡，一中队李希善牺牲，共计死伤12人，终因敌人火力太猛，县中队和区队被迫后撤至白蜡仝村。日军长驱直入，并占领县城外东、南大堤，把附近村手无寸铁的群众赶到堤上，强迫跪下，然后把机枪架在群众的头上向城内扫射，以恐吓群众。进城后，敌人更是烧杀抢掠，奸淫妇女，遇难群众30余人。日军在路经县城东北隅许堤村时，烧杀抢掠，并闯进村民许昌贵的宅院，将许家大儿媳、三儿媳李春风及孙女许庆仙轮奸，后用刺刀剖腹，残不忍睹。是日，又窜到北台村枪杀67岁的老汉岳修林，在东关杀死体弱多病的农民陈二黄，在吴家街杀死馍房主人吴景福，北街居民孟昭之被抓去后为日军挑了一夜的水，日军天明撤离时仍将他杀死。在东官路，被日军抓住带路的岳存新也被拉下汽车用枪打死。日军还把从阿城带来的原国民党二十九军冯寿彭部俘虏17人全部刺死在县书院门前，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日军进城施暴一夜，次日凌晨撤走。

5月13日，（农历三月二十日），日军二次进攻寿张城，新任国民党县长王启新闻风而逃，百姓再次罹难。日军进城杀人放火，浓烟迷漫整个城区。居民大部外逃，尚未逃脱的妇女不少被强奸，有的奸后又被杀死。日军将居民家里的锅碗瓢盆砸得粉碎，家俱举火就焚，并到处拉屎拉尿，为所欲为，将城内闹得天翻地覆，一片狼籍。日军这次进城，当日随即撤出。

6月25日，（农历五月十九日），日军秋川司令率2000日伪军再次进犯寿张，他们先用机枪、大炮轰击县城，火力侦察后列队进城。国民党县长王启新早已逃跑，城内居民大部逃避，日军仍是一番烧、杀、淫、掠，东门的陈景兰等人均被惨杀。日军侵占县城后，由酒井上尉率100日军和伪警备320人长期驻扎，其余日伪军向梁山进犯。占据寿张县城的日伪军连续出兵下乡“扫荡”，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一片哭喊声和鸡飞猪嚎的惨景。日军以轮奸妇女后再杀死取乐，还有的在群众锅里拉屎拉尿。群众扶老携幼四处逃难。在通往县城的路上，经常撤满日伪军丢弃的从百姓家中抢来的鸡、咸菜、瓜果、面粉等物品。

日军三次占领寿张城，给寿张人民带了来沉重的灾难，损失之大，是难以估量的。

寿张沦陷后的局势

19３９年寿张县城沦陷后，境内一片混乱，一时出现三方势力割据的局面。日伪军占据县城周围和公路沿线；中共寿张党组织面对日军入侵，人民罹难，毅然领导人民在黄河以南开展抗日活动，后扩展到黄河北岸清水河、裴城寺一带，其武装力量主要活动在县境南部；寿张县国民党流亡政府及其所属武装先后占据夹河、打渔陈乡东影唐一带和侯庙西部的何庄等村，后又招集国民党部队冯寿彭、齐子修残部及散兵游勇，扩建武装，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他们忠实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妥协，有的暗中与日伪勾结，破坏抗日；封建地主为了维护其利益，成立民团，横征暴敛，敲诈人民。

此外，境内土匪乘机四起，兴风作浪，活动猖狂，危害人民较深的有啸聚县境西部和西南部的于其水、王廷怀、李建邦、孟召存等一伙，还有袁寿山部(后接受共产党改编抗日)。他们到处抢掠财物，骚扰百姓，有的打着抗日的旗号进村催粮逼款，有的小股土匪“牵牛架户”、“指户喊项”，祸殃百姓。帝国主义的洋教会和封建帮会势力也一时骤起，他们利用各种宗教进行反动宣传，干扰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活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在日、伪、顽、匪和封建势力的夹击之中，处境十分艰难。

日伪侵占寿张初期的野蛮统治

日军占领寿张县城后，实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政策，大肆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联合反苏反共”……企图用怀柔和恐怖相结合的办法，巩固在寿张县的统治。他们首先联合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物色收买忠实汉奸，建立伪组织机构和伪武装，成立维持会，帮助其统治寿张人民。地方土绅李希先任维持会会长，不久被杀，由兵痞出身的沈广训继任会长。接着建立伪县公署，由山东省伪政府省长唐社委任汉奸李兴朋任伪县长，下设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四个科及仓库处、经理处(支应局)、商会、政务警、看守所、兵房、竹房。其所属人员大部是愿当汉奸的旧政府人员。另外，日伪还建立了一些特务组织：1.公安局(警察局)。下设特务系、保安系、警务系，每区设一分所，有警士和“剿共”班。2.新民会。专搞反共宣传，替日本进行奴化思想教育。日军在扶持建立伪政权的同时，建立了伪县警备大队，先后下设17个中队，盛时达到2000余人，沈广训任伪警备大队副队长，后任伪县长兼警备大队长。日军司令部又单设日军宪兵队，负责监督伪军政人员。伪县公署设日军顾问，伪警备队设日军指挥官翻译官。

1940年，日军为了“强化治安”，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连保连坐法。即一个人与共产党有联系，本甲内其他人也犯“连坐罪”。同时，县下设区，区下设乡，乡下设保(一般以村为单位)，保里分甲(一般十户为甲)，各单位各有长，多是日军走狗充任。他们狗仗人势，欺压群众，有自已的爪牙武装，区有区队，乡有乡兵，保长也有打手。凡敌占区群众不分男女，逐村调查、登记户口，每人都要照相，按手印发给身份证明书，这就是所谓“良民证”。没有“良民证”，不能在日伪统治区通行，被日伪军查着，轻则受刑坐牢，重则被砍头。抗日军政人员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日军还积极收罗土匪、地痞流氓，按乡要兵，定期训练，成立农村自治人员训练班，培养基层汉奸骨干，扩大其统治力量。在1940年，日军向费楼乡要人6名，地痞流氓徐金峰、吴兴仁当了汉奸，土匪流氓赵连生、张造领、徐登兴、刘亥芝参加了“剿共”班。他们充当地下指挥，搜集抗日活动情报，绑架抗日干部，无恶不作。

日军除了用官职金钱引诱外，还“聘请”对地方有影响的土绅人物充当汉奸。对其中有民族感、有影响力且不愿参加日伪政权的地方人物，都进行登记调查，监督其活动，对其进行百般迫害，或者逮捕下狱，或者借故杀害。

日伪政权的思想核心是“新民主义”，名曰“新民”，实则复古，在思想上倒退到封建主义。他们大力提倡所谓的“东方文化”，讲所谓“尊孔尊儒、忠信礼教”、“中日亲善、共同防共”、“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中日满提携”、“建设王道乐土”等，大力宣扬卖国投降主义。他们通过“宣传班”、“新民会”进行投降卖国、歌颂日军的奴化宣传，借以迷惑群众，瓦解群众的抗日决心和信心。他们大办奴化教育，到处设立伪新民小学。小学普遍设有修身科（政治科）；高小普设日语，开设经书。他们在学校里向学生大讲“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

日军在占领区还建立了一套汉奸组织，培植汉奸力量，用“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策略来统治。他们经常向百姓要物、要粮，滥加摊派，加紧搜刮，大肆掠夺，以充实侵略战争的财力、物力和给养。他们还不时进行清乡和“扫荡”，大修公路，安据点，实行法西斯统治。

1940年9月，日军由寿张城到根据地马楼、清水河一带“扫荡”，返回时，闯进玉皇岭村，将群众赶到晒场里，逼审“谁是共产党员？”后抓走村民孙学周、王安吉、杜宣凤等7名所谓八路军嫌疑人，令其趴在地上任意踏来踏去，后剥光衣服，四肢绑起，仰面倒悬吊在树上，下面燃起大火，烧得浑身流油，惨叫不止。是日傍晚，日军返城时行至张庄村，将这7名村民砍头。

1941年5月22日，日军抓来4名无辜壮年农民，绑在县城西门外4根木柱上，当做练兵刺杀的靶子。4个凶残的日军士兵站在10丈远的一条线上，听到指挥口令，猛窜上去“哩哩”两声，端起明晃晃的刺刀，刺入这4名中国同胞的胸膛，后又将刺刀抽出，插进水里涮去鲜血，反复轮刺，惨无人道。

县、区委和县、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

1939年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代理师长陈光，率领师直属队和三四三旅六八六团组成的东进支队，挺进鲁西，创建抗日根据地。3月1日抵达鄄城地区。3月4日，一举攻克郓城县樊坝据点，活捉伪县长刘本功的弟弟、伪军团长刘玉胜以下50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战马20匹，解救被关押村干部20人和被蹂躏妇女30人。这是八路军正规部队到鲁西地区的第一次战斗，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随后，杨勇率六八六团在黄河两岸坚持抗日斗争，极大地促进了寿张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根椐迅猛发展的形势，1939年6月，鲁西二地委决定建立寿（张）阳（谷）东（平）边区县委，徐坤任书记，阎士光任副书记，组织部长张绍虞(张朝云)，宣传部长杨岗。7月，边区县委撤销。7月底，杨勇率部在梁山围歼日军三十二师团一个大队，击毙日军少佐大队长田敏江以下300余人，俘日军24人，八路军威望空前高涨。为加强党对寿张抗日工作的领导，上级党委决定成立寿张县委，在寿张一带开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7月，在中共运西地委和八路军杨勇部六八六团的支持下，于黄河南唐坊村成立了中共寿张县委员会(对外称政工室)，隶属中共鲁西二地委(运西)，徐坤任书记兼组织部长，杨岗任宣传部长，马达任民运部长，郭少川、王珏为委员。

为落实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1939年8月1日，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杨勇在寿张县黄河南碌碡庙村（今属梁山县）主持召开士绅名流和乡村代表会议，成立了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并一致推选四区较有声望、抗日坚决的知识分子杨朴民（杨启煌）为县长，一一五师民运部干部郭少川任秘书（一年后任县长），鲁西区党委下派干部王珏任动委会主任。县抗日民主政府是按党的统战政策“三三制”原则组建的，从县政府组建情况看，共产党人数少于三分之一，无党派、民主人士均占三分之一，是以少数共产党员为领导骨干，多数是积极抗日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政权。抗日民主政府下设5个科，一科（民政）科长杨瞻鲁、二科（财政）科长何杰、三科（建设）科长张振国、四科（教育）科长陈克已、五科（司法）科长崔义斋。后增设交通局，局长李震；公安局，局长赵新亭；供销合作社，主任张尧阶；每科局有干事2至5人。在5个科的领导干部中，只有1名科长是共产党员，其余4个科长都是忠实于抗日事业的人士。

1939年6月，三区（夹河一带）率先建立抗日政权和武装区队。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其他各区先后建立区委或区抗日民主政府。其中，四、五、六、八4个区在黄河南，一、二、三、七4个区在黄河北（绝大部分今属台前境内）。当时，县境一、二、三、七4个区除一区（县城附近）北部是敌占区外，其余均为根据地和游击区。

1939年9月，中共寿张县城关工作委员会成立，张传伦任书记，后于1942年10月改为寿张县一区委员会。1940年春，中共寿张二区（侯庙）委员会成立，崔影任书记；中共寿张七区（清水河）委员会成立，由崔影兼任书记。当时，三区（夹河）未建区委。

1940年3月，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开辟黄河以北抗日根据地，在寿张城南（陈楼、毛河一带）建立了第一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于清源，后由周跃西（代理1941.6~1941.7）、于俊峰（1941.8~1943.10）、李景（1943.10~1943.11）、赵凤生(1943.11~1944春)、刘玉清(1944春~1945.8)先后接任。

1939年春，日军侵占寿张县城，国民党地方政权土崩瓦解，名存实亡。中共党员张立亚受组织委派进入国民党二区政府，开展夺取改造二区政权、掌握二区武装的工作。是年冬，在寿张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寿张第二区（侯庙）抗日民主政府，区长李潘林，后由侯杰(1940夏~1940冬)、徐波(1940冬~1941春)、王鲁光(1941春~1945.8)先后接任。

七七事变后，姜德和和杨朝炳等在寿张、阳谷、东阿三县交界处（夹河套）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9年冬，在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的支持下，民选成立了寿张第三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姜德和，后由孔庆恒（1940．10~1941．6）接任。

1939年夏秋之季，共产党员杨萃民、王子典和于俊峰受党组织委托，进入国民党阳谷县六区做抗日争取工作。1940年春，争取该区区队参加抗日政府。在此基础上，经地委批准，成立了寿张县第七区（清水河）抗日民主政府，区长李执在，后由徐波（1941.初~1942.初）、王正霆(1942.初~1945.1)、邵立群（1945.1~1945.3）、杨杰三(1945.3~1945.夏)、王子典(1945.夏~1945.8)先后接任。

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及区委和区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积极发展党组织，建立基层政权，组建地方武装，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等工作。

中共张秋县、区委和县、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

1941年6月，鲁西区党委为加强对东阿、阳谷、寿张三县交界地区的领导，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在三县交界之寿张三区、阳谷五区、东阿二区组建张秋县，并建立了中共张秋县工作委员会和张秋县抗日民主政府，夏仲远任县工委书记兼县长。9月，工委改称为县委，由王化云任县委书记。1941年6月至1945年8月，张秋县辖6个区，其中三区（夹河）、五区（打渔陈）现属台前县。抗日战争期间，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驻郑三里村（今属台前县吴坝乡）。张秋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和组织动员群众抗日救国，并迅速建立健全了县、区、村三级抗日政权。

1941年6月，张秋县三区（夹河）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谢惠玉(1941.6~1943.6)任区长，后由周子臣（1945春~1945.8）接任。1941年9月，三区区委建立，刘云清任区委书记，后由徐刚(1944夏~1945.5)、刘传友(1945.5~1945.8)先后接任。

1941年6月，五区（打渔陈）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林宪楷(1941.6~1942.9)任区长，后由伍九真(1944冬~1945.8)接任。1941年9月，五区区委建立，崔康（1941.9~1942.10）兼任区委书记，后由伍合明(1944.冬~1945.8)接任。

从此，台前东境成为张秋县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

1939年3月，寿张县城沦陷。寿张县内党组织配合八路军着手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6月，三区率先建立抗日政权和武装区队，主要活动于夹河一带，七八月份先后建立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全县6个（一、二、三、四、五、六）区政府迅速建立起来，其中，一、二、三区在黄河北岸（今台前县境）。梁山战斗大捷后，八路军威望空前提高，全县各级党组织趁机广泛宣传党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抗日主张，组织地主士绅捐款支援抗战，并分别组建抗日武装——县政府警卫连和各区队。根据中共鲁西区党委关于创建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决定，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首先把黄河南岸的三个区作为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重点，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依靠群众，实行民兵联防，打击土匪和伪顽势力。是年冬，全县范围内开展改造地形和破路运动，为配合八路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创造条件。

1940年春，县各界抗日救国会纷纷成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县抗日民主政府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及为贫雇农增资等政策，改善民众生活，调动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的热情，根据地建设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6月，黄河南岸3个区建立健全了乡村两级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此后，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开始向黄河北岸辖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至7月份，黄河北岸的一、二、三、七4个区先后建立了区委和区抗日民主政府及其领导下的群众抗日团体等。随之，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改造村级政权，发展农村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等工作。9月，八路军一部两次围攻并最后拔掉敌伪张楼据点，黄河北岸4个区的根据地迅速扩大。10月，县抗日民主政府配合八路军设计铲除活动于境内黄河以北县城以南势力较强的反动地方武装“九团”，巩固了黄河以北4个区的根据地。随之，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从黄河南岸移到北岸二区和七区，抗日斗争活动逼近县城，全县抗日根据地开始进入兴盛时期。

八路军九团常在台前境西南二、七区活动。在主力部队时常驻扎的情况下，寿张县独立营和各区区队，常常逼近县城和耿王楼敌据点活动，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敌人被孤立在寿张县城、耿王楼和梁山三个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全县根据地连成一片，约占全县面积的70%，征收公粮面积将近100%。这一大好形势保持到1941年5月。

寿张县在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过程中，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各项建设工作，做得是比较好的，发动群众比较充分，群众的思想觉悟提高较快，抗日根据地建设有了较强的群众基础。

党组织的发展、整顿和巩固

193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中共寿张各级地方组织根据《决定》要求，在学校、农村积极发展党员。特别是1939年3~9月，随着形势的变化，采取了突击发展的方式，全县党员的数量大量增加，到1940年10月发展到451人。在共产党员中，贫农成分占多数，不识字的占多数，其次是中农成分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当时，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与日伪顽军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残酷，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对每一个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严峻的考验，即个人要下决心，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不怕牺牲全家的利益。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多数党员，尤其是老党员，不畏残暴的敌人，不怕困难，不怕流血牺牲，在宣传抗日、组织各类抗日群众团体、建立自卫队、动员青年参军等方面，起了骨干作用。但是，由于相当一部分时期入党的党员缺乏建党工作经验，工作做得不细，把一些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政治上不坚定的人、极少数投机分子和个别阶级异已分子也发展成了党员，造成了党的队伍思想不纯、组织不纯。

1939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党在短时期内迅速发展，党的组织很不巩固。除个别地区外，一般应停止发展，以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10月，中共鲁西区党委就进行巩固党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寿张县委根据鲁西区党委的指示，为纯洁党的队伍，进行党的组织整顿，清除了一些不合格的党员。但是由于对《决定》的指示精神理解不够深刻，再加上调整区划，对敌作战频繁，致使这项工作进行缓慢。

1940年2月，运西地委在党委二次扩大会议上，重新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各地党委把巩固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不久，区党委又召开组织部长联席会，进一步部署了巩固党的工作，要求在一年时间内，进行审干，整顿各级党组织，加强党员工作，以达到巩固党的目的。1940年春，由地委书记申云浦、地委副书记万里主持，召开了由全区各县委组织部长参加的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全区巩固党的计划和措施，要求各地采取巩固党和根据地建设相结合、审查干部和整顿党的组织相结合、巩固党和发展相结合的办法，扎扎实实地搞好巩固党的工作。

根据以上指示精神，寿张县委全面开展整顿党的组织工作。

1.审干工作。在审查中，规定三级审定、两级了解的办法，即区以上的干部要填表并写自传，上级机关审查后作出鉴定意见，同级干部之间开展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再到下级组织中去征求全体党员的意见。对于干部状况，县委了解到中心支部，区委了解到所属区的支部委员，支部党小组了解到所属党员。对于各级干部，要了解其年龄、籍贯、党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在各种环境中的思想工作表现、工作的优缺点等。通过审干，弄清了全县党员干部的基本情况，发现了一批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同时，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干部的素质较差，大部分干部政策、理论联系实际水平较低，不能完全适应工作的需要，执行政策往往左右摇摆；许多新党员入党不久就担任领导工作，缺乏领导工作经验，工作能力弱；有些党员参加过会道门或反动组织没向组织交待；极少数党员经不起残酷斗争的考验，面对强敌发生动摇或逃跑，甚至有的被捕后叛变投敌。审干后期，县委对不适合做领导工作的党员进行了处理，并且取消了一批不合格党员的资格。审干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艰苦工作，遵守纪律，作风正派，是坚持抗日斗争坚强的骨干力量。

2.整顿基层党支部。这项工作是1940年9月以后在全县陆续展开的，要求党的支部经过整顿达到的标准是：支部领导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按期开会、按时交纳党费、保守党的秘密等）；建立“四位一体”（即关心全村工作，推行进步法令，领导群众斗争，动员、组织参军参战）工作机制。整顿支部的方法是：组织党员学习《怎样做支部工作》和《怎样做共产党员》等教材，使党员了解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党员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遵守党的纪律；发展贫农入党，改变有些地方中农出身的党员占优势的状况；轮训支部书记，提高其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通过整顿支部，解散了被地主、富农操纵的支部，清除了一些不够条件的党员，基本解决了组织涣散、纪律松驰、阶级觉悟低、思想落后、宗教观念等思想作风问题，改进、加强了支部工作，提高了支部的战斗力。

3.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在巩固党组织工作的中后期，中共寿张县委采取在职学习和集中培训等方法，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举办党员训练班，对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进行培训。学习的文件主要有《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辩证唯物主义》、《论新阶段》、《党的建设》、《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基本政策》等。一般党员学习的主要文件有：《党员基本知识读本》、《支部工作》、《怎样发展党员》、《三大进步法令》（保证人权、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通过学习，使全县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普遍受到一次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党的路线政策的教育，分清了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界限，认清了党的性质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树立了持久抗战的思想，增强了政策观念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到1941年上半年，全县巩固党的工作基本结束。通过上述工作，使全县党员的阶级观点、政治觉悟、党的观念、纪律观点、保密观点和政策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党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同时，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以及在以后严酷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都起了重要作用。

组建抗日武装

1939年8月上旬，中共鲁西区党委在寿张东南小安山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创建平原游击根据地的问题，罗荣桓参加会议并作报告，他详细阐述了在鲁西创建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平原虽无山地作屏障，但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抵御日本侵略者的人山人海，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只要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认真改造地形，创造和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就是可行的。”会议作出了创建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决定。

根据会议精神，鲁西区所属各县都开始筹建抗日武装。寿张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发动群众收集民间枪支，建立县独立营，下设3个连，共计300人，营长由杨朴民兼任，柴玉华为副营长，教导员史芳亭。独立营配合杨勇的六八六团，经常到黄河北游击区、敌占区打击日伪军。1942年初，改称县大队，1943年10月，并入冀鲁豫军区抗日三支队。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还建立了黄河以南四、五、六区区队。并在此基础上组建县政府警卫连，连长许子善，副连长董杰轩，计100余人，树立起抗日斗争的大旗，进一步巩固了县境黄河南岸的抗日根据地。

随着黄河北岸寿张一、二、三、七区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各区先后组建了区队武装。1939年12月，三区抗日民主政府在夹河田湾成立，并组建了区队，区长姜德和兼任区队长，玄鹊桥任区队副，杨朝炳任动委会主任。3个月后，三区队拥有长枪100支、短枪10支。1940年3月底，三区队联合阳谷、东阿两县中共地方武装，打垮蚕食抗日三区的地痞、流氓葛沣芹的武装100余人。随后，杨勇所部一个连北渡黄河，于田湾一带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国民党三区区长马卓，至此，国民党势力撤出夹河套一带。同时，杨勇、何德全率部到岱庙、河西一带活动，在地下党员颜华的联络下，改编了郑三里村郑丹亭、郑海峰的地主武装。1940年2月，县委书记徐坤被捕，押解济南后被杀害。季丕显任县委书记继续领导人民抗战，把工作重点放在扩建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经过艰苦努力，不久，在清水河、马楼一带成立寿张县抗日第七区队。共产党员杨萃民、王子典、于峻峰等人做通原国民党区长张俊业的思想工作，将原区队40余人改编为抗日区队，同时，建立区抗日民主政府。后在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寿张、阳谷、东阿三县交界的张秋一带，建立三县办事处和三县基干大队，王作任主任、杨朝炳任大队长兼政委。10月，杨勇派人到寿张、阳谷一带扩军，在姜德和的帮助下，扩军30余人，组建寿（张）、阳（谷）、东（阿）三县保安队，后改为张秋县警卫连。是月，杨朝炳协助杨勇部队建立聊（城）、阳（谷）、阿（城）三县独立营，并进行了扩充，张秋县建立后，编为张秋县独立营，杨朝炳任营长，队伍很快发展到500余人枪，驰骋于寿张、阳谷、东阿三县，不断攻破日伪据点，收复大片土地。

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寿张县抗日政权建立后，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大力支持下，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宣传、动员、组织全县各阶层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共同抗日，各种抗日团体应运而生，筑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抗日的“钢铁长城”。

1939年秋，寿张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在县境南部成立，赵镜如任主任。1941年6月，张秋县抗日青年救国会成立。1948年2月，青救会改为青年工作委员会，青救会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动员鼓励青年参军上前线。1949年，青年工作委员会改为新民主主青年团。

1939年8月，寿张县委为动员民众抗战，倡导成立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员会），王珏任主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会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参加抗战。

1939年8月，寿张县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由路宾担任主任，1940年夏由张露接任。1941年6月，张秋县妇救会成立。随后，两县所辖各区和村先后成立妇救会。妇救会是由年满16岁以上的妇女组成的，不分阶层、党派、民族、职业、宗教信仰，只要赞成抗日，都可以自愿参加。其任务是：做军鞋，磨军粮，拥军支前，救护伤员，保护干部，传递信件和情报，送郎参军，参加反奸除霸、减租减息等各项政治运动；保护妇女利益，动员妇女剪发、放足，反对虐待妇女、买卖婚姻、童养媳等恶俗；组织妇女参加识字学习班，学习文化。抗日战争时期，妇救会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冬，寿张县妇女抗日救国会改为县妇女救国会，1949年春，改为民主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

在妇救会成立的同时，各村12岁至16岁的姑娘，组成姊妹团，负责站岗放哨、查路条、送情报、捉汉奸等任务，并积极参加识字班。

抗日战争时期，寿张县各村普遍成立儿童团。团内设正副团长2人至3人，下设委员若干人，团以下设营、连、排、班。营设正副营长2人至3人、教导员1人。连设正副连长各1人，下有排长、班长。除地主、富农子弟外，广大儿童都加入了儿童团，其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监视地主、富农的活动，给八路军带路送信，拥军优属，编唱革命歌曲，宣传党的政策和法令等。他们还积极参加反奸、反特和民主民生等政治斗争。当时流传歌谣“不怕敌人来进攻，我们小孩是英雄，带着部队去打仗，打得鬼子乱哄哄”、“儿童团员不简单，站岗放哨用着俺，打鬼子、捉汉奸，每次都是俺占先”。

在这一时期，全县各级党组织还组织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农救会）、自卫队等群众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农救会主要负责筹集粮种、磨面、碾米、送军粮等任务。

1940年6月，县境南部的抗日活动向黄河北扩展，随着黄河北各区委和抗日区政府的建立，各区也相继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和民兵组织，抗日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也由黄河南迁往黄河北的马楼、清水河乡一带（曾驻棘针园、黄那里等村）。抗日形势发展很快，黄河南北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干部纪登、黄文曾来一、二、七区（台前境王集村）总结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

1940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统一领导和组织社会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改为抗日群众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抗联），于耀任主任。

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之后，通过学习冲破了封建主义的种种枷锁，爱国主义思想空前高涨。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锄汉奸，杀鬼子；在险恶情况下，不惜牺牲自已，保护抗日党、政、军人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抬担架、送公粮支援抗日战争等模范事迹大量涌现。“人心齐泰山移”，人民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克服各种困难，要粮有粮、要枪有枪、要人有人，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实行合理负担，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抗战前夕，地主阶级仍继续沿用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关系剥削农民，主要是通过租佃形式，其次是雇佣形式。不管是租佃形式还是雇佣形式，都是超经济压榨。地主阶级还通过高利贷剥削贫苦农民。当时，台前一带农村流行着这样的歌谣：“农民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要调动广大贫苦农民支持抗战，就必须减轻他们所受的剥削和压榨，改善他们的生活。1939年11月，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决定》中，要求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其中规定，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改善农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尽管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对封建剥削制度触动不大，但却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

为了激发农民的抗日积极性，维护农民利益，保障抗日根据地军需供应，1940年春，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全民抗战方针，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从社会各阶层经济实力出发，开展以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斗争。首先在未被日军占领的四、五、六区开展，1941年后扩展到一、二、三、七区。合理负担的主要内容是：按土地亩数征公粮，贫苦农民不负担或少负担，地主、富农多负担。主要措施是：发动群众，登记土地，土地搞清楚后，按抗日民主政府制定的政策交纳公粮，即每人平均1亩地的，不交公粮；每人平均4亩的，扣1亩，交3亩地的公粮；每人平均5至7亩地的，扣除1亩外，每亩交1.2亩地的公粮；每人平均8至10亩地的，扣除1亩外，每亩交1.5亩地的公粮；每人平均11亩地以上的，扣除一亩外，每亩交2亩地的公粮。这样既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又保证了军需供给。其次，在实行合理负担的基础上，开展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政策规定实行“二五减租，一分减息”，即从本政策实行前三年算起，地主每收入1石粮食要退还佃户2.5斗，今后每收入1石粮食，地主在原分配基础上给佃户增加2.5%。此外，给部分雇工增加了工资。

1941年6月，县长郭少川在清水河召开由全县雇工、佃户、贫困农民、区乡干部参加的大会，鼓励群众按照政策开展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强调限制地主高利盘剥，借债利率减到一分，与会500余人群情激奋。会后，各区、乡、村组织雇工、佃户与地主订立合同。地主按政府规定收租，不能任意剥削，不能打骂虐待佃户。

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的开展，保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增加了农民收入，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减少了部分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也未损害地富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寿张县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畜牧林业，实行严厉禁止屠杀牲畜、禁止耕牛出境和奖励牲畜繁殖政策。规定繁殖一头牲口，政府奖励1元；提倡每人养一口猪，使畜牧业得到大的发展。在发展林业生产方面，政府号召每人种一棵树，并大力组织民众在黄河两岸的沙地上植树，从而既增加了森林的面积，又改良了土地。同时，推广玉米、谷子等农作物优良品种，提倡植棉、植树造林和种菜。寿张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关心群众生产的实际行动，密切了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日、伪、顽

1939年2月底，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部队挺进鲁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寿张县各级党组织在主力部队的支持下，团结全县一切爱国力量，勇敢地担负起领导抗战的历史重任，把中心工作转向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创建抗日根据地。他们拔据点、杀鬼子、打汉奸，反“扫荡”，广大人民群众在困境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逐步树立和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寿张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坚决贯彻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准备了条件。

一、打顽军

1939年7月，杨勇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在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于梁山黑虎庙成立一一五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治委员。独立旅成立后，根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在阳谷、台前一带将地方顽军齐子修部打跑，随后在梁山附近赶跑了冯寿彭部。

1940年2月19日，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旅和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六支队各一部，在寿张、张秋一带歼灭国民党顽军高树勋部第十三旅共计1000余人。

二、姜庄反击战

1940年3月1日，日伪军300余人进犯三区姜庄（今属夹河乡），放火烧毁民房200余间。武委会主任杨朝炳带区队反击，因日伪军势众，三区区长姜德和奔往黄河东杨勇部报信，带八路军一部增援，实施两面夹击，日伪军溃退到临黄堤交通壕内，次日黎明仓惶逃回县城。

三、拔除张楼伪据点

1940年夏天，入侵聊城专署的日军大中指挥官，带领1000多名日军与汉奸中队长李井开、小队长沈广训带领的400名汉奸，开始向二区抗日根据地“蚕食”，并侵占张楼村。日伪军用皮鞭毒打群众，抢占民房，拔树木，推墙，强迫群众修碉堡。被拆房子的农民无家可归，在倒塌的残屋旁卧地而眠，猪、羊、鸡、鸭被吃得精光，粮食米面被抢掠一空。此时，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张凤蛾用爱国道理说服伪区长甄宏勋把张楼据点的情报图交给了冀鲁豫军区第二分区。第二军分区经过研究，决定派已到黄河北帮助开辟一、二、七区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三旅第九团，在团长何光宇的领导下，担负起光复张楼的任务。8月16日夜间，何光宇率领九团1000余人把张楼据点重重包围。九团突击队员在南门外大声喊叫：“都是中国人，缴枪不杀！”驻守该据点的伪区队起义，并主动打开其防御的一个寨门，一阵激烈的枪声过后，其余的寨门也被攻下，八路军胜利地冲破了第一道寨墙。这时，被共产党策反的义和乡伪乡长王金松、和平乡伪乡长李长军、共和乡伪乡长赵朝海带领3个乡的民工赶到，他们抬伤员，扒寨墙，配合八路军作战。日军凭碉堡工事坚固和有利位置，集中火力还击，八路军武器不好，一时没有攻下。天刚黎明，寿张县大队赶来助战，八路军根据游击战术的特点，主动撤出。经过一夜的战斗，共缴获日伪军500支枪，俘虏伪军600多人，经教育后全部释放。张楼据点遭重创一个月后，日伪军气急败坏地实施报复，在大中指挥官的带领下的日军与沈广训的汉奸队再次进犯张楼，在附近农村抓住万余名民工，迫使他们修寨墙，修炮楼，加高加宽，并在村外挖了两道宽约1、5丈、深约2丈的寨河。伪区长李克顺借修筑碉堡为名，横征暴敛，索取钱财。日军大中指挥官由于害怕人民的力量，张楼碉堡还没有完全竣工，便扔下20个日军，自已带领大队日军偷偷地逃回县城里。地下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个情况报告第二分区，八路军九团再次受命，于9月的一天夜里，在团长何光宇的带领下，包围碉堡，经过1小时激战，据守外围的伪汉奸小队全部被击垮。八路军把敌伪司令部的墙壁挖透，采用火攻，烧死20多名负隅顽抗的日军和汉奸。这次战斗，共缴获日军机枪10挺，毙敌40多人，俘虏400余人，击退前来支援的日伪军600余人，缴获日军小钢炮一门。这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民心，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所散布“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谬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台前人民群众中进一步树立了威信，在军民、党群关系上，空前密切。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侯庙爱国青年参加八路军的有395名之多。同时，日军经过这次激烈的战斗，被八路军和群众痛击得胆战心惊，被迫退到十里之外的耿王楼村按据点，不再敢轻易地进犯抗日根据地。

汪庄阻击战

1940年8月23日，驻聊城日军180人，纠集茌平、堂邑、莘县等地伪军共计1200余人，到寿张、张秋一带围剿八路军。其中，一部进犯打渔陈汪庄，该村时为八路军七团一营驻地，一营得知情报后，留一个连阻击日军，其余撤走。阻击部队隐蔽于路边蓖麻棵下和临时挖的工事里，下午，日军官3人骑着高头大马，率领大队伪军，打着“太阳旗”，拖着炮车，逼近汪庄。当敌人进入埋伏圈后，八路军特级射手将3个日本军官同时击毙，日军大乱，仓惶应战，组织三次反击，均被八路军击退。随后，日伪军从西、北、南三面包抄八路军，并用重机枪在村西南场里封锁路口，八路军坚持战斗3小时后，向东南撤退，突围时有10名战士因敌人重机枪扫射而光荣牺牲。此次战斗，共毙日伪军32人。

丁桥阻击战

1940年9月，县警卫连200多人和三区队在县城东丁桥击退了汉奸沈广训率领“扫荡”的300多名伪军，保证了秋收。

铲除地主武装“九团”

韩复榘统治山东时期，台前一带的封建地主为镇压人民的反抗，纷纷组织民团。县城南（今台前境）成立了联防总团，下设9个分团，号称“九团”。“九团”占据白岭、张庄以南，大寺张、陈楼、黄那里以东，孙口、官路以西几十个村庄，拥有步枪1000余支、机枪17挺，有较强的实力。其成员多属地痞流氓、土壕劣坤和封建地主的家卒。寿张县城沦陷后，“九团”依附于日本侵略军，与共产党为敌，破坏抗日，不准八路军进驻“九团”所在的村庄，拒交抗日公粮，并不时地骚扰抗日根据地，绑架和杀害抗日军民，成为共产党开辟一、二、七区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障碍。

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多次派人与其联系，耐心劝其共同抗日，该团表面应付，暗地里继续与日伪军同流合污，破坏抗日工作，坚持与人民为敌。因此、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彻底解除“九团”，消灭这股反动势力，他们报请上级批准后，便立即制订了战斗方案。

1940年10月13日上午，县长郭少川在马楼黄那里村以会议和“宴请”民团头目为名，将其逮捕。“九团”的大小头目除李金铭一人漏网外，全部被捕。

中午时分，这伙顽固分子被押送到审判会场。郭少川宣布了“九团”团首的罪行，并号召全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日斗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根据人民的要求，立即枪决了吕怀修、刘凤琴等四名罪大恶极的团首领，布告宣布他们的罪行。对包括团总岳崇瑞在内的其他大小头目，则采取教育、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分团长以下的小头目和持枪人员，只要交出武器就既往不咎。岳崇瑞等人写了悔过书，愿意站在人民的一边进行抗日。整个会场欢声雷动，到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下午，反动民团武装闻讯赶来，妄图救回他们的首领。当这帮匪徒冲到前赵一带时，正好进入八路军教导三旅第九团和县独立营的伏击圈。团长何光宇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齐开火，不到10分钟，匪徒们被打的焦头烂额，抱头鼠窜。八路军紧接着捕捉俘虏，收缴了“九团”的全部枪支。其中，机枪1挺、长短枪500余枝。铲除“九团”，壮大了县独立营和一、二、七区区队的力量，使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联成一片，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群众抗日情绪普遍高涨，抗日武装活动直逼县城，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到距县城三五里的村庄进行工作，甚至敌占区伪军政人员也给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送粮送款，派代表联系，赞成抗日。在此形势下，县委的工作重点开始由黄河南移至黄河北地区，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也从黄河南岸移到北岸二、七区，全县抗日根据地进入兴盛时期。

在瓦解“九团”的过程中，由于八路军和县抗日民主政府打击镇压准确有力，争取教育深入有效，取得很好的效果，八路军无伤亡。其主要工作经验是：在军事压力下，对敌进行分化瓦解，贯彻执行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总团长岳崇瑞感激抗日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表示要为抗日政府做些有益的事。此后，他和他的儿子岳修芝成了抗日民主政府的统战对象，并进而成为一区统一战线中的代表人物。当一区再次全部沦为敌占区，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他们父子帮助抗日民主政府在伪组织中做了不少工作。如帮助区抗日民主政府掌握乡伪政权，应付敌人，减轻人民的负担，并大力营救了两个被捕的区干部，免遭敌人杀害。县委敌工部通过岳修芝说服教育了两个伪军中队长，争取他们抗日，建立了关系。这是我党从实际出发，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的结果。

抗战初期城区内党的地下工作

日军占领寿张县城后，共产党除进行外围斗争外，还开展了城区斗争。

1939年6月，日军占领寿张后，城区共产党人的抗日活动转入地下。面临日军重兵压境，“亡国论”甚嚣尘上的严重局势，党组织勇敢地树起抗日斗争旗帜，秘密印发抗日传单，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宣传战场上中国军队战胜日军的消息，以振起敌占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同时揭露日伪的残暴行为，以激励人民的抗战爱国热忱，树立群众抗日的决心和必胜信心。为坚持城区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抗日斗争，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并对其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根据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打击”的指示精神，党组织在寿张县城东关张传伦家召开一次秘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在沦陷区开展抗日活动，必须全部转入地下，决定派部分坚定的共产党员打入敌伪组织内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会后，共产党员陈永嘉、曹华亭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王玉振以做货郎为掩护，姚义元等人以做小买卖为掩护，开始在敌占区开展地下斗争。当时，县城是日伪统治的大本营，中共地下党员赵西祥等人打入伪公署征粮处开展革命活动。日伪政权建立后，推行“保甲制度”，印发“良民证”，限制抗日军民进城活动，百姓出入县城，需持证接受检查。赵西祥等人通过关系在警察所内搞出假“良民证”，上面印有相片，也有钢印及伪警察所专章，所填姓名、籍贯都是假的。这样，敌工干部只要不带枪支、文件，就可以在敌占区自由出入。当时，共产党员李健民不断进城活动，杨萃民也经常到县城附近活动。敌工部长李哲曾在地下共产党员陪同下，到县城附近的前三里村陈永嘉家布置地下斗争。另外，通过地下工作，伪组织中同情和暗中支持共产党的人员日益增多。伪区长、伪乡长中有不少人掩护过抗日军、政干部。一区伪区长王凤山曾掩护过张秋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柏洁民，影唐乡伪乡长马绪方曾掩护过寿张县委敌工部副部长戴德。大地主、士绅蔡如清也掩护过敌工部长李哲，并为其完成搜集情报的任务。这样一来，敌人的“保甲制度”所起的作用也就十分有限。中共地下党员还利用打入伪财委会所掌握的权力控制伪军活动，伪军兵工厂为制造手榴弹，多次向财委会要钱购买药料，地下党员打着财委的招牌，经常以缺钱为借口不拔经费，使他们仅能维持生活，无法制造武器，被迫停产。

抗战初期的地下党组织像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地下党员都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他们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和指示，不怕流血，不畏艰险，兢兢业业，在虎穴里斗争。1940年，地下党员曹华亭被日伪宪兵队逮捕，受尽酷刑，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和秘密，后又打入伪军任中队副，坚持地下斗争。寿张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徐继颜奉命打入伪军中队并发展6名党员，他被日伪逮捕后，受尽百般拷问，没暴露党的一点秘密，后被押解济南，就义于千佛山下。朱汉三、石磊、周跃西、李景等五位共产党员被捕后受尽酷刑，但始终威武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护了地下党组织。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工作

一、财政经济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的财政经济工作，是党政军各界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不仅是供给问题，而且是抗战问题。抗日民主政权战胜敌人所吃的用的都是人民群众直接提供的，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相当重的负担。在日伪频繁的“扫荡”中，人民群众提供的粮食、经费，还是依靠人民群众保护下来。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会计科的具体业务就是负责经费的开支和保管。形势紧张的时侯，会计科同样随部队与党政机关经常转移，除了随军随身携带党政军日常生活战斗所用经费及账本外，大多数钱财要就地寄存于群众家里，随时取用，“群众家里就是我们的金库”，群众把钱藏起来，日伪“扫荡”过后，又都如数交给会计科。

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建设，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是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是始终带有战时经济的特点。

起初，抗日力量的经费、粮食，由于各地政权建设尚不完善，基本上采取就地筹集的方法。随着抗日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所需粮食也越来越多。为了减轻人民负担，避免各地负担不平衡和浪费现象，支持抗战的需要，从1940年开始，县政府建立严密的财政制度，实行公粮统一收支的办法，由各单位各系统造出预算，经财经委员会批准，制定征收计划。所收之物，除公粮就地贮藏外，一律上交会计科。

在国民党统治寿张时期，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是以公粮为主，有些地方换成现款征收。除此之外，另有少量的税收。共产党领导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取消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只对某些工商业及特产征税，先后开征了大麻特产税、牲畜屠宰税、房地产契约税。这样一来，简化了税目，降低了税率，减轻了人民负担。财政其他来源还有罚款、没收汉奸资财、没收走私物品如烟土等。所征收现款及没收物品交会计科统一管理，公粮采取就近贮藏的方式，由各村村长指定贮粮地点，将该村所征公粮集中一处或几处，机关、军队及其他脱产人员凭发粮、草票在就近之处领取粮食、柴草，村长持收粮草票到区政府核销核减。

发行抗钞也是解决抗战经费的一项手段，鲁西行署成立不久建立的鲁西银行，发行一角、二角和一元的票子。当时，县境市面上流行的有国民党政府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个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因其系国民党政府的法定货币，故名为法币；伪政府发行的纸币称伪币；国民党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称地方票；当地商人发行的纸币称杂票。针对金融混乱局面，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排除”法币，抵制伪币，取缔地方票和杂票，大力调剂金融，基本保证了财政开支需要和根据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文化教育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中国的目的，在占领区和游击区极力推行军国主义的奴化思想教育，举办“新民小学”，宣扬“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中日联合反苏反共”的论调，麻痹和腐蚀中国人民的民族意志。寿张县城沦陷后，日伪建立伪县教育科，有科长1人、科员4人、会计1人，负责管理占领区的教育工作，沿用国民党时期的教育制度，以消除中日界线、建立大东亚共荣为主要内容，并以尊孔的名誉笼络人心。当时，县境“新民小学”的教师多数为强迫所至，也有个别的本来就属汉奸，这类学校不多，学生为数寥寥，且多为不懂事的幼童。

为粉碎日伪的奴化教育，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推行抗日文化教育，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后，就在县政府设立了教育科，区设民教助理员，吸收部分有抗日热情的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扩大了教育干部队伍。1940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黄河南孙庄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后在梁山和清水河乡岳楼村开办训练班，对思想先进又愿意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进行多次培训。继而，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全县轰轰烈烈地兴办抗日学校，每3个村设1处抗日初小，每8所至12所初小设1所中心小学，每区均建立1处抗日高小，全县先后在清水河、大杨、白岭等村建立了8处抗日高小。县教育科直接领导抗日高小，区民教助理员领导中心校，中心小学校长领导附近的村镇小学。同时，在各村开设夜校、识字班，游击区小学也学抗日课本，抗日文化教育在全县全面展开。当时，台前境内抗日小学主要有：抗日二高（西桥村）、抗日中心校（郑三里村）、梁集小学、后门赵小学、抗日六高（西白岭村）、棘针园抗日小学、刘口抗日小学、苗口抗日小学、大杨抗日小学、儿童团小学、丁桥小学、顾庄小学、张广小学、汤庄小学等。

抗日学校的学习内容，先后有鲁西区和冀鲁豫区宣传教育部门编印的（毛头纸质）抗日课本和政治教材，也有学校老师自已编写的教材。抗日高小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历史、音乐、美术及政治课，尤其政治课内容较多，主要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纲领》及介绍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范筑先等抗战事迹的文章。同时，一方面学习文化，一方面教唱革命歌曲进行抗日宣传。当时流行的歌曲很多，如：“日本鬼子来“扫荡”，机枪、大炮叮咚响，沉着气、别慌张，坚决和他干一场，抗日军民齐参战，手榴弹、大盖枪，打得鬼子直叫娘，看你“扫荡”不“扫荡”！”还有：“翻译官，真汉奸，吃的中国饭，当的日本官，欺压老百姓，骂你万万年！”县抗日六高女教师吕月真每天晚上教学生和村中青年唱歌曲：“秋天里、秋风凉，鬼子失败在太平洋，将军死了好几个，菲律宾群岛又起恐慌……”，“青纱帐，青茫茫，抗日英雄里边藏…”这些歌曲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为动员群众抗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抗战期间，冀鲁豫边区抗日中学和其他抗日学校也曾先后设在台前境内。

1939年6月，中共寿（张）、阳（谷）、东（阿）边区委员会成立后，八路军六八六团政治部主任欧阳文主持成立寿、阳、东边区文化救国会，开展抗日宣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