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前县党史资料汇编（七）

全面加强解放区建设，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行内线和外线作战

（1946.7~1947.6）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不顾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协议，发动规模空前的全面内战。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台前境一直未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是巩固的解放区和支援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此期，为了适应形势急剧变化和斗争的需要，中共寿张县委、中共张秋县委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立即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先后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迅速掀起参军支前高潮；组建河防团，加强黄河河防斗争；积极抢修黄河堤坝；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进攻秘密造船；肃清匪特，镇压还乡团；大力发展生产等，为进一步巩固、发展解放区和在人力、物力、干部等方面支援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打下坚实的基础。

全面内战爆发后寿张的形势和任务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协议，以30万兵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并向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各个战场奋起抗击，全面内战爆发。

全国内战开始时，蒋介石凭借军队数量、装备和战争物资等方面大大超过人民解放军的优势，妄图在3个月到6个月内消灭人民军队。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毛泽东在对诸因素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使全党进一步明确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思想。为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式，粉碎敌人的进攻，1946年7月到10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指示，明确提出了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一个广泛巩固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各解放区军民按照党中央的上述原则方针，英勇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自卫战争中不断赢得胜利。

冀鲁豫区是华北的门户，是连结山东和华中地区的枢纽，它位于国民党军向北进攻和人民解放军向南防御的要冲。全面内战爆发后，冀鲁豫区黄河以南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地处黄河以北的寿张县境则成了黄河南岸战场的前沿阵地和后方依托基地，对支援人民解放军内线、外线作战具有特殊的地位。根据形势的要求，寿张县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迅速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充分发动农民群众，使之成为自卫战争的力量源泉；切实加强战勤工作，动员人民参军参战，全力支援前线；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国民党特务、奸细、土匪的破坏活动及地主的反攻倒算，巩固解放区的秩序，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整顿财政经济，满足前线部队的物资需要，同时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在战争环境中得到改善和提高；加紧进行黄河复堤工程，粉碎国民党“以水代兵”的阴谋，确保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946年3月，寿张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一区政府迁往寿张城内。6月8日，根据冀鲁豫行署指示，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改称县民主政府。1946年秋，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频繁轰炸，县委、县政府迁往陈楼、清水河、裴城寺等村办公，后迁驻寿张城东八里庙村，机动灵活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同年11月27日，冀鲁豫区党委根据战争需要，对区划进行调整，寿张县、张秋县划归冀鲁豫二专署。寿张县遵照冀鲁豫区党委关于进行战争动员的一系列指示，普遍进行了战争动员工作，通过召开干部会、群英会、各界代表会，揭露和控诉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明确形势的严重性和解放区军民的任务。与此同时，还采取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实行分工负责前方和后方工作任务的领导方法。其中，一部分干部负责领导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一部分干部组成支前指挥部，负责战争动员、组织民兵民工参战、物资供应、伤员安置等一切战勤工作。这样，寿张县广大党员、人民群众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激励下，紧急行动起来，集中一切力量，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必胜的信心，全力投入到自卫战争中。

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也是夺取革命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保证。

土地制度改革前，寿张县农村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党曾经将抗日战争以前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主动地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寿张县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增资增佃、赎回土地、反奸清算等斗争，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些斗争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封建剥削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并未完全摆脱贫苦的困境。寿张县的情况和全国一样，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雇农只有很少的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富农、地主占有的土地数量多，大部分离村庄不远，土质较好；贫苦农民占有的土地数量少，大部离村庄远，土地脊薄，或是沙碱滞洼地。地主阶级利用占有的大量土地，把耕地出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民，采用活租、大种地、常年大包工等方式，剥削广大贫苦农民，谋取高额地租，自己过着不劳而食的生活。广大贫苦农民靠少量贫瘠的土地收入，根本无法保障基本生活需要，长期缺衣少食，只有靠出卖劳动力、向地主租地或逃荒要饭度日，遇到天灾、人祸，无奈出卖仅有的一点土地，地主、富农则趁机压价购买。这样一来便导致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今台前城关镇辖区，当时有14124户，土改前经常逃荒在外的4944户，近的逃到山东省利津县，远的逃到东北。戴庄是一个40户的小村，经常逃荒的有27户，占全村总户的67.5%，死在外边的32人，人死了没有葬身之地，群众说：“穷人街死街埋，路死路埋。”这就是土改前广大农民在封建制度压迫下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衣食之源。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农民特别是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雇、佃、贫农最迫切、最根本的要求。因此，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农民群众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呼声日渐高涨，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土地改革是一场顺应民心、势在必行的革命运动。

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发动农民大力支援自卫战争，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五四指示》）中明确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五四指示》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由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向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转变，即由削弱封建剥削转变为改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这是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正式开始。

按照《五四指示》和上级党委、政府的要求，寿张县委、县民主政府于1946年6月下旬，先后召开县、区领导干部会议和全县干部会议，层层进行动员和全面部署，利用两个月的时间，组织干部  认真学习文件，领会精神。9月初，全县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展开，其步骤是：1.县、区干部深入农村，划片包干，在土地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再全面展开。2.建立健全农会及其领导下的青会、妇女会、儿童团、民兵（包括自卫队、模范班）等群众组织，由农会具体领导土地斗争。3.召开由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学习文件，通过他们向群众广泛宣传土改的重大意义。4.区、村召开农民大会，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地主威风扫地，使农民扬眉吐气。5.动员地主、富农把多余的土地、财产拿出来，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寿张县委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并派工作组深入农村领导群众进行土改，遵照中共中央“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宣传发动建立以贫雇农为主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领导农民同地主阶级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贫雇农在会上诉苦揭发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对恶贯满盈的地主和劣绅当场镇压。随后，农会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为了保证土地改革不受少数人干扰，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于1946年秋末签发手令，下发到县、区，给县长、区长以制止、制裁敢于无理干涉和干扰破坏土改运动的少数现役军人的权力。同时，军区副司令刘致远在参加二区阿城海会寺召开的土改动员大会上，表示支持群众运动。1947年2月，地委宣传部对寿张、张秋的土改工作提出了表扬。同年春，寿张县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进入高潮，到1947年6月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台前区当时无地的贫雇农有7550户42485人，分到44401亩地，并分得了牲口、家具和房屋，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高兴地说：“给地主扛活，十分力气用三分还觉得过火，土地改革后用十分力气还觉得不足”。为了保家、保田、保饭碗，翻身农民一面积极生产支援前线，一面又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参军运动。正如当时农民编的快板书所说的：

共产党，亲爹娘，

爹娘不如共产党，

地回老家人翻身，

翻身日子像冰糖，

坚决跟着毛主席，

积极参加共产党。

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革命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保证。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使广大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关系下解放出来，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耕者不得食，织者无衣穿”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翻身农民说：“过去穷人挨饿受冻的原因就是没有土地，有地没人保，还是不牢靠。”土地改革的开展，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宿愿，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得到极大的提高，激发了他们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全县农村的政治、经济面貌迅速改观，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农民生活普遍有所改善，从而使革命战争获得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

开展扩军运动，充实壮大主力部队

自卫战争开始后，为粉碎国民党向解放区的进攻，保卫胜利果实，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冀鲁豫区党委于1946年8月15日发出《为战争动员告全体党员书》，号召党员和干部带头参军参战。8月20日，又发出《关于动员参军的指示》，指出：中国人民只有在爱国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才能恢复和平，争取独立和民主；只有保证后备力量的雄厚，特别是兵源的充足，保证正规军的经常满员，才能取得胜利。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的台前广大人民，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军参战。1946年10月，参军任务下达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寿张县就超额完成了扩军任务，参军人数达2000余人。

1947年春，遵照冀鲁豫区党委和寿张县委的指示，台前人民再次掀起参军热潮。这次参军是在大部分地区贯彻“五四指示”，初步完成土地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保田、保家、保命”的口号下，广大翻身农民表现了极高的革命热情。他们提出“饮水不忘掘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分了地，分了粮，参军参战保家乡”，到处涌现出“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着上战场”的动人场面。

1947年4月8日，一区在城南召开万人征兵大会，刘奎斋村北会场搭彩棚，会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歌声荡漾，锣鼓宣天。全区近百村庄的自卫队员、农会会员、妇救会会员、儿童团团员云集会场，剧团演唱“血泪仇”，秧歌队跳催征舞，会场内外，人声鼎沸。会议由区委书记陈永嘉和区长闫茂廷先后做动员报告，随后，发动群众忆苦思甜，深忆封建统治压榨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人民之苦，激发青年农民保家保田的革命热情，广大青年参战热忱高涨。各村党员干部带头报名。前满村农会长李云西带全村18名青年集体报名上前线，韩庄村农会长韩效海带8名青年应征。此次征兵会上，全区有60%的青年报名，被批准入伍者达960余人。

入伍青年身佩红花，在唢呐声中登上车，陆续被送往祝口兵战。

是日，寿张县征兵高潮全面展开，全县群情振奋。寿张二区(今侯庙镇一带)在大李村也召开动员大会，到会的群众约两万余人，整个会场结红搭彩，标语盈目，到处扭秧歌，踩高跷，锣鼓喧天。县、区干部刚讲完话，各村干部和争先恐后积极报名入伍的人像海潮似的拥挤，把台子挤塌了。整个会场报名的声音如同雷震，24个报名处的凳子被报名的人们挤得东歪西斜。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着去参军的模范动人事迹，像潮水般的涌现出来。二区在征兵中，干部带头。全区踊跃报名者达5200人，政府批准2000人，平均每户就有1人参军。其中，父母送儿子参军者500名，兄弟相争从戎200名，妻送丈夫从军者400名。120户的大杨村，有34名青年参了军。侯庙区受到县委的表扬，获参军模范锦旗一面。在欢送新兵时，群众扶老携幼，夹道欢送，锣鼓齐鸣，心中期待着子弟兵旗开得胜，早日解放全国人民。新战士们心情激动，勇气倍增。新战士杨成杰感动地说；“我们向前走不能后退，宁做英雄鬼，不能屈膝下跪。”

与此同时，台前县境东部，在张庙村召开征兵动员大会，一次扩军一个营。张秋县扩军一个团，时称新八团。

1947年春季，在征兵运动中，台前境输出子弟兵达7000人，大部编入冀鲁豫军区独立旅，随军跨过黄河，奔向鲁西南战场。

寿张县的大参军运动之所以开展顺利，县委、县民主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召开控诉蒋介石的大会，揭露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屠杀人民和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种种罪行，教育人民群众认清国内阶级敌人的总代表是国民党反动集团。让群众懂得，要想保卫土改翻身的胜利果实，不再受压迫剥削，必须坚决起来斗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2.通过回忆翻身的好日子是怎样来的，启发群众进行对比认识到是共产党、解放军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要翻身不忘共产党。3.培养典型，提倡党员和干部带头参军，从而带动群众性的参军热潮。4.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明确优属政策，解除新战士的后顾之忧。新战士入伍后，寿张县对赴前线战士们的家属，给予各方面的关心和照顾。区、村都订出优属公约，制定优属措施，使新战士离家都无牵挂，安心前方。

经过土地改革，从翻身农民中选拔的新战士政治素质高，他们到部队后不仅使部队的兵员得到了补充，而且还主动介绍家乡土地改革和拥军优属的情况，这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解放战争初期的支前活动

1946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陇海战役，台前民工分别在寿张县武委会主任马达、张秋县武委会主任谢惠玉的带领下，开赴陇海线，破击路轨，运送粮食弹药，抬担架，救伤员。此外，两县还组织民兵参战。陇海战役后，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向冀鲁豫解放区发动的疯狂进攻，刘邓大军从9月3日至10月29日，又先后发起定陶(又称大杨湖)、巨野、鄄南战役。在国民党军队快速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寿张县、区领导干部带头上前线，激发了群众的参战热情，一时形成支前热潮。县政府组建民工团(下设营)，每区一个营，每营3个连，每连40副担架，全县组织出动担架1000余副、民兵四五千人。担架队和支前运输队不顾敌机轰炸，日夜抢送伤员和军需物资，受到冀鲁豫军区的表扬。11月19日，刘邓大军发起滑县战役，全县出动担架200副，组织民工、民兵3000多人支援。1946年秋、冬，解放军围攻聊城，县委组织担架队、小车队支援。

是年12月5日，寿张县成立战勤指挥部，下设动员科、组织科、财粮科。动员科负责民工的动员和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等；组织科主要负责干部的思想工作及干部的临时任务；财粮科主要筹集财粮等物资供应。区、乡皆设有相应的机构。指挥部在刘桥、白蜡仝等村设立兵站，具体负责筹集粮草、军鞋，接受并转运伤员等任务。寿张县战勤指挥部成立之日就动员群众参战、支差作出决定，对支差人员(自卫队、民兵)、物资、支差补偿等作出一系列规定。

为了支援刘邓大军发动的一系列战斗战役，寿张县每次都有县区负责干部带队，率领民兵、民工支前，每次少则几百人、几千人，多则达万人以上。

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服从前线”的号召下，寿张县除完成上述各次战役时上级组织交给的紧急支前任务外，还组织一批民工(含干部和民兵)分配到晋冀鲁豫野战部队的旅、团，随部队行动，随时准备接受应急战勤任务，成为野战部队“后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7年1月，巨(野)金(乡)鱼(台)战役打响后，县长谢惠玉带领2000名民工、270副担架，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受到冀鲁豫军区的奖励，奖给大盖枪一支，砍刀50把。《冀鲁豫日报》于2月4日详细报道了他们的英雄事迹。

是年3月，因国民党企图水淹解放区，提前堵塞花园口大堤，使黄河北移。巨金鱼战役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刘邓大军要撤至黄河北岸进行短暂休整。为保证部队在预定期限内胜利撤至黄河北岸，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命令沿黄寿张等县，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往返作战经过的主要地段，3天时间内搭好黄河浮桥，要求“只能提前，不能推后”。二地委(运西)和第二军分区对寿张等县作了具体布置，要求县区主要领导亲自指挥，组织精干力量施工，确保搭桥任务按时完成。台前人民面对改道而来的黄河之水，在孙口黄河渡口用檩条、秫秸、木板、土石建造了简易浮桥，在限期内完成了任务，使刚刚完成豫皖边战役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二、三、六纵队6万人在3天内由黄河南浩浩荡荡通过浮桥转到黄河北岸。

根据上级通知，刘邓大军北渡黄河后，寿张县委又组织民工立即拆毁了浮桥。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先头部队赶到黄河南岸，连刘邓大军的人影也没有看到，只能望河兴叹。这次搭桥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受到了刘伯承司令员的表扬，他说:“鲁西人干事快，他们对人民战争的支援，是要载入史册的。”

经受8年抗日战争锻炼的台前人民，深深懂得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英勇地与国民党军队及其地方武装的战斗，就没有自己的一切。所以他们把支援人民解放军的作战需要，当作自己最神圣的义务，用群众自己的话来说:“宁肯自己吃得差些，穿的差些，日子过得苦些，也决不能让自己的部队挨饿受冻、伤员得不到救治、病员得不到护理、物资得不到保障、兵员得不到补充。”

寿张县的战勤工作是在时间紧、任务重、条件差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短时间内迅速适应了战争，并学会了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以简陋的运输工具进行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支前工作，以保障前方需要，充分显示了各级党组织和战勤指挥部高度的组织应变能力。两县战勤工作的主要经验是：1.深入进行教育，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为什么出担架”和“为谁干”、“怎样可以完成任务”2.坚持战争与土改和生产相结合。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群众的土地要求，把战勤工作和群众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充分调动群众支前的积极性，这是一切战勤工作的起点。群众得到土地后，渴望发展生产，而长期支持战争也有赖于生产的发展。在结合方法上，一是建立村指挥部，村干部分工负责，一般是村长负责供给柴粮，武装委员、自卫队长负责担架，农会长带领群众进行土改，重要问题集体商量决定后分头去办。二是加强战勤组织，建立正常支差办法。寿张县每个村把担架、大车统一编制，第一班出发后，又一班就准备，任务一到，马上出发，不用临时乱抓。支差实行计工办法，力求公正合理；强调村干起模范作用，力求减少不出差的人数；城市小商人适当照顾，上次逃避的下一次一定出。三是坚持干部带头。在大规模的支前中，寿张、张秋等县每次出征都有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带领，他们身先士卒，与群众同甘共苦，以榜样的力量带动群众的支前热潮。寿张县长、张秋县委书记都亲自带领担架队支援前线，并成为执行群众纪律的模范。四是开展立功运动。这是战勤工作中普遍开展的一项活动。当时的口号是“人人都立功，胜利有保证”、“前方立功更光荣”、“功从勇中来，劳从苦中生”等，提高了群众开展立功活动的自觉性。民兵、民工每次出征，都要利用战勤休整时间进行评功表模。在支前中，大家互相竞赛，争当模范。在参战干部和群众中涌现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受到了部队和各级领导机关的嘉奖。张秋县在两次评议战勤工作中，通过开展竞赛，广大民工参战热忱极为高涨，受到冀鲁豫后方总指挥部的通令嘉奖。张秋民兵连因成绩卓著，野战部队除奖给15支好步枪外，还给每人记大功一次，《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导宣传。两县通过开展支前立功竞赛活动，树立了榜样，鼓舞了士气，保障了支前任务的顺利完成。

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工作

全面内战爆发后，冀鲁豫区党委于1946年7月30日向所辖各地委、县委传达《中央对目前时局的指示》，明确指出:在财政供给上，我们靠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要做到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必须十分节约使用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力戒浪费，必须努力生产，使一些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布匹完全自给。寿张县从1946年冬至1947年春为大力发展生产，主要采取了4项措施:一是确定地权。普遍进行丈量土地，确定或巩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二是发放农业贷款，扶持农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三是组织生产互助组。广大农村按照等价交换、自愿结合、民主领导的原则，普遍组织了生产互助组。四是大力提倡养猪积肥和增加畜力。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寿张县的生产运动做到了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1947年春，寿张县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广大贫苦农民普遍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级党委、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掀起农业生产高潮。一是扫除思想障碍，提高增产节约、发家致富的热情。对村干部、共产党员进行生产是革命任务的教育，宣传前方作战后方生产义不容辞。在中农贫农中明确共产党对生产的政策，指出“劳动发家，合理合法”、“庄稼钱万万年”、“中贫农是一家，不斗不罚。”二是明确生产方向就是增加家庭收入，解决了过去“生产为了互助”的糊涂思想。三是动员全体劳力半劳力参加生产，增加畜力。四是从增产入手，组织各种形式的互助组。五是实行合理负担。按照富者多征、贫者少购、受灾减免和烈军属优待的原则，修正了合理负担办法。负担土地按照自然亩的地力和产量折合为标准亩，由标准亩减去免征点为负担亩。六是开展生产中的立功运动，树立生产中的各种典型。通过深入发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增，家家户户制订生产计划，互助形式由领导组织为主变为自愿结合为主，由单纯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变为农业、副业、农副业结合的多种互助形式。互助组，人与人，户与户，组与组，村与村，开展劳动竞赛，争做生产模范。全县牲畜迅速增加，废地、坑地、边地得到大面积开发。1947年全县农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基本达到了自给自足。1948年在战胜旱涝灾害后，又取得了较好收成。

随着农业建设的逐步加强，寿张城区工商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寿张县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积极扶持，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成立人民代表大会，提倡大家的事大家做，工人、店员与店主在政治上、人格上平等；对历次群众运动中被斗争的工商业者，除汉奸、特务、恶霸外，其余无条件地退回其被没收的财物，银行采取无息、低息贷款支援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二是加强管理，建立市场秩序。对在一定时期内少数人违犯政策，唯利是图，哄抬物价，买空卖空，县委、县政府发现后，立即予以打击。部分运输工人为了赚钱而相互抢运以至打架斗殴，防碍了工商业生产和正常经营，县委、县政府及时出面做工作制止。三是发展交通运输，开设交易所，搞活商品流通。四是加强税收管理，稽征各种工商税，使税收金额大幅度增加。随着一系列扶植发展工商业生产措施的落实，全县工商业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局面。

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示各地迅速对广大群众进行做好准备战争的思想动员，保证部队供给，加强防奸锄奸，稳定战时金融，做好战时后勤等工作。8月10日，冀鲁豫边区政府经济部为确立财经保障，巩固根据地，支援战争，针对“物价与货币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切实主动地做好工作。这一时期，寿张县的对敌经济斗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斗争。针对法币内侵，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明令宣布和大力宣传蒋钞(法币)为非法货币，组织群众排除蒋钞，用法币到蒋管区换回急用的物资，用行政手段以冀钞压价换取蒋钞，通过部队开支、社会救济、发放生产贷款、收购粮食布匹等渠道发行冀钞；对印制假钞的行为严厉打击。二是加强市场管理，严禁主要物资外流，防止非法品输入。县成立缉私队，缉私队经常在敌我交易的边沿区、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地进行封锁检查，凡从解放区向外倒运的粮食、布匹等，一旦查住，立即予以没收。以上措施的落实，平稳了物价，维护了解放区的经济秩序。

依靠群众镇压还乡团

1947年春，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寿张黄河北四个区为解放区，黄河南四个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黄河北四个区的地主逃往河南，与南四区的地主沆瀣一气，在国民党军队的操纵下，组建了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跟随国民党军队对原黄河南解放区军民反攻倒算，还时刻准备着北渡黄河进行阶级报复。他们利用人熟地熟的条件，依仗国民党军队的势力，歇斯底里地进行反攻倒算，对共产党员、农会干部采取乱抓乱捕、严刑拷打、活埋、扒心、铡死、刺死、碎尸、剖腹、砍头(悬挂)示众、割乳房等数十种极残忍的手段，进行阶级报复，妄图夺回失去的“天堂”，反动气焰极其嚣张。

寿张县、区委和县、区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带领县、区武装及广大干部、民兵和群众坚决打击还乡团的罪恶活动，坚守农村阵地。采取的主要对策是：警告还乡团分子悬崖勒马，改邪归正，不要与人民为敌；区级政府有杀人权，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处决后将布告盖在罪犯身上，以震慑敌人，争取中间分子弃暗投明；根据党的有关政策精神，寿张县制定打击还乡团分子的约法，并以县、区政府的名义贴出布告，约法的主要内容是：1.杀害、威胁和报告我干部、共产党员、武装民兵、积极分子及军、工、烈属者严惩。2.向农民反攻倒算者严惩。3.煽动民兵缴械投敌者严惩。4.报告公粮和我军用物资情况者严惩。5.向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提供情报者严惩。6.利用会道门组织武装者严惩。7.造谣破坏者严惩。同时，提出如下口号：1.欢迎被迫、受骗参加还乡团的群众回家过好日子。2.允许逃亡地主回家向人民政府和群众悔过。3.给改恶者以自新之路，允许带罪立功。4.对胆敢以身试法者坚决镇压。根据约法，寿张县、区先后处决了一批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

1947年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还乡团一个中队由高振烈带领在小吴一带抓了30多名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夜里准备活埋。县委接到情报后，立即由县长张云峰、武委会主任马达带领20多名战士渡河，夜间把被捕党员、干部解救出来，当场击毙8名还乡团分子。

通过上述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还乡团的嚣张气焰，为群众出了气，壮了胆，震慑了敌人，同时对分化瓦解敌人起了重要作用。

大力做好情报和交通联络工作

做好情报和交通联络工作，是保证对敌斗争胜利的重要手段之一。1946年底，第二军分区(运西)建立了情报站(对外称交通局)，配有站长(何林)、政治委员、副站长(2人)、参谋(3人)、测绘员、卫生员、武装交通员（14人），共23人。各县设有情报站，一般5~7人，分站长由区委确定，区以下的重要村镇、重要地段和重要通道设情报点，一般1~2人。寿张县邮政局约有专职情报人员八九十人，形成了实力较强的情报网络。情报人员的基本任务是：1.了解进犯的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人数、武器装备、战斗力、布防方位、防御工事、兵力分布、火力配：置及地方武装、还乡团的活动情况。2.依靠当地政府和群众组织推荐情报站点人员对象。3.物色城内专职情报员。4.情报站定期不定期书面汇总全县情报，专题报告军分区和地委。情报站的联系时间和方法是：一般情况下，县情报站向军分区情报站1~2天联系一次，遇紧急情况及时联系。联系方法用暗号，如“山”是敌人，“+”是军，“0”是师，“×”是旅。同时，加强交通联络工作，其任务是:负责接收和传递邮件(包括文件、命令、指示、情报、战报等)。其方法是：一般情报，通过所建立的地下联络线点依次接收和传递；紧急情报，加派武装交通员传递，保证按时送给有关单位和人员。

为了解决黄河南北邮件及时传递问题，1947年4月，冀鲁豫行政公署在范县李盘石和寿张县孙口建立了临河第一邮站和第二邮站(县级)。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寿张县和其他地方党领导的交通、邮政战线的工作人员一起，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建立起摧不毁、割不断的交通、邮政线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寿张县情报点和交通联络站、点的建立，对粉碎敌人的“清剿”、“扫荡”，有力地打击国民党小股军队和还乡团的侵袭，支援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河归故斗争与人民复堤自救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本侵略军西进，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使滔滔黄河水凶猛地向东南方向奔流。其结果不但没能阻止日军进攻，却制造了一个包括豫皖苏3省44个县的黄泛区，造成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90多万人被淹死的惨景，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黄河改道后，黄河两岸大堤长期失修，加上日本侵略战争的破坏，到解放战争爆发前已损失三分之一以上。因黄河故道8年无水，部分河床被垦作农田，新建有1400个村庄，大约有40万农民在这里生息耕作。同时，河床高于两岸大堤外的地面数米，若不复堤浚河抢修险工，不迁移河床居民，就堵口归故，就会制造第二个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支持下，冠冕堂皇地打着拯救黄泛区人民的幌子，单方提出黄河归故，企图以水代兵，水淹解放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同时，把黄泛区人民对黄灾的怨愤转嫁到共产党身上。1946年3月1日，在事先未与解放区洽商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于花园口正式进行堵口。

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考虑到黄泛区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以大局为重，同意黄河归故。但严正提出，必须停止在下游未复堤的情况下就进行堵口的行动。中共中央提出的斗争方针是:争取时间，推迟堵口，加紧复堤，同时在政治上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在经济上要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民党当局承担复堤工款和河床居民救济款。

寿张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根据上级的指示，组织广大群众，一面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一面加紧做好复堤的准备工作。1946年2月22日，冀鲁豫区成立以王化云为主任的黄河水利委员会。3月中旬，寿张县成立黄河修防段，设有秘书、工务、财务3个股，1946年夏增设船管股。县黄河修防段成立后，广泛动员，聘请有治黄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治黄工作，并组建工程队，分赴故道沿岸进行勘察测量和整修险堤。

国民党当局鉴于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迫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决定就黄河归故的有关事宜与中共进行谈判，于1946年4月7日和15日先后签订《开封协议》和《菏泽协议》，明确了先行复堤浚河，裁弯取直，整理险工，迁移河床居民，然后再行堵口。但国民党当局和联总一手在协议上签字，一手仍在花园口堵口，同时不付给下游修堤的工款、粮款。面对国民党当局这一罪恶行径，1946年5月1日，二专署(运西)所属寿张、张秋等县50多万群众集会，签名抗议蒋介石集团新罪行。5月9日，冀鲁豫行署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筑堤防水计划，号召沿黄河两岸的人民群众紧急动员起来筑堤自救。5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警告国民党当局，要求迅速停止花园口堵口工程。由于解放区人民的坚决斗争，5月18日，国民党当局被迫又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在两个协议的基础上签订了《南京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复堤工程所需的一切器材、工粮、工款，由“联总”、“行总”(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黄委会尽快提供；迁移黄河故道居民的救济等迅速核定办理；抛石堵口要视下游复堤工程情况，由双方协商进行，以不使下游发生水灾为原则。为执行《南京协议》，按照冀鲁豫行署的统一部署，寿张县于5月26日起动员大批民工开始以复堤自救为中心的反蒋治黄斗争。当时，正值麦收大忙季节，广大群众放下自己的生产，自带食粮，迅速参加了复堤工程。全县每日上工达5万余人，在工粮、工款没有下拨，饮食困难，工具缺乏，劳累过度，且没有帐篷、日曝夜露的情况下，许多民工病倒在工地，但只要能坚持，他们仍然不离开。寿张县在青壮年上河复堤走后，把老弱妇童组织起来成立生产互助组，既使生产减少了损失，又使上河民工解除了后顾之忧。在修堤过程中，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上堤与民工们一起劳动。至7月10日，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堤上獾穴、鼠洞等修补完毕，有的工段加高加固，河岸大堤得到初步恢复。

然而，《南京协议》签订后，国民党当局继续加紧堵口，意在配合其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7月，中共代表王化云、国民党代表薜笃弼、美方代表塔德在寿张书院就黄河归故问题进行谈判。寿张县长张云峰参加了谈判。寿张县组织群众代表到谈判处请愿。是月14日，周恩来和“联总”黄河工程处顾问及冀鲁豫黄委会代表飞赴上海，与“联总”、“行总”于22日达成《上海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堵口须在本年9月中旬开始，11月前筹赈济款150亿元(法币)交解放区使用，中共方面派伍云甫为驻“行总”代表。12月18日，中共代表赵明浦，冀鲁豫边区代表段君毅、王化云，与国民党开封“黄委”美籍顾问塔德，国民党堵复局代表齐寿安、阎振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鲁西代表韩森等人，在张秋镇就黄河复堤和花园口放水问题举行会谈，形成“张秋会谈纪要”。后又在河北邯郸举行会谈，经一系列斗争，共产党和沿黄广大人民在黄河归故问题上赢得了舆论的支持。

《上海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便于1946年8月向冀鲁豫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蒋军所至，大肆抢掠和破坏解放区原有的治河物资器材，对解放区治河机关、民工进行狂轰滥炸，迫使解放区复堤工程于8月15日全部停顿。12月27日，国民党当局以合拢工程技术需要为借口，将部分黄河水引入故道。28日后，国民党不断派飞机轰炸黄河北岸堤坝险工、料工等，炸毁了寿张、张秋等段的河堤，有几处出现了破堤危险。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当局在黄河堤坝有120余里未修复、险工37处未完成之际，下令花园口堵口工程合拢，将黄水全部放入故道。据不完全统计，仅冀鲁豫解放区的寿张等10县滩区，被淹村庄达237个，淹没耕地27万余亩，受灾群众陷入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

在此严峻情况下，3月21日冀鲁豫行署发布训令，要求把治黄作为沿河地区的中心工作。5月3日，行署发出布告，进一步号召全区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修堤自救。寿张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立即动员组织全县人民，不顾敌机轰炸扫射，于5月15日再次掀起复堤高潮。全县动员妇女给民工做饭，3000名妇女还上堤与男子比赛修堤。至7月23日，完成修复任务。境内大堤普遍加高2米，加厚3米，并整修了险工。7月底，当第一次洪水到来时，解放区大堤安然无恙，经受住了考验。至此，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集团的罪恶阴谋，保证了黄河归故后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加强河防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公然积极扩军备战，撕毁重庆谈判协定，利用美械装备的暂时军事优势大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在飞机的掩护和炮兵及坦克部队的推进下，占领了黄河以南广大区域，并不时向黄河北岸解放区炮击。台前临黄河沿线全长50公里，是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前沿阵地。孙口、林楼、十里井等黄河渡口，既是国民党部队北渡黄河进攻解放区的水路要冲，又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实施战略反攻、南渡黄河、逐鹿中原的战略重地。一时，黄河两岸沿线地带处于极度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当时，台前境内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农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热情十分高涨。为了阻击国民党部队的进攻和“还乡团”分子骚扰及特务破坏，以保护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县民主政府从自卫队中抽调青年模范班和基干民兵组成河防团，县委书记杨村夫兼政委，县长张云峰兼团长。河防团在分区武装部领导之下，团部以县自卫队武装为主组成，团下属营以区为单位由区民兵武装组成，连的组织由抽调的比较好的村干部组成。寿张县武装部长(之前称武委会主任)谢惠玉兼副团长和副政委。团部内设政工室、参谋处、供给股等，下设营、连、排。寿张县河防团下辖3个营，营下辖3个连，每区设一个营，乡、村设连、排。河防团为民兵武装。台前境内沿黄民兵共计6000人，分据黄河各段防守，严防国民党的破坏。

河防团实行严格的教育训练。军事教育主要是进行投弹、射击、刺杀三大技术训练，还进行进攻、防御基本知识、军事条令、陆军礼节、工事构筑、紧急集合、阅兵分列式、防空演习等教育。政治教育方面，根据形势任务，进行阶级教育，挖苦根，提高觉悟，增强守河信心；结合土地改革，贯彻复查政策，划分阶级，整顿组织，分清敌我；围绕参军运动，反复进行阶级教育和开展立功运动。通过严格的军事政治教育，河防团广大民兵的军事技能和阶级觉悟得到迅速提高，涌现了许多模范人物。

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队、土杂武装配合军事上的进攻，频繁派出化装后的小股武装，窜入北岸解放区，或抓夫，抢粮，派款；或暗杀革命干部、积极分子；或破坏堤防，烧毁船只等。土改时，外逃的地主也时常组成还乡团，返回解放区进行反攻倒算活动。

为了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寿张县河防团在河防线上挖交通沟，为防对岸国民党军队的炮击，并挖有盖沟和单人掩体，与国民党军队隔河相峙。一里布防一个班，重点地段如孙口、十里井等设团部或营部。河防团开展斗争的主要方式是：1.冒着国民党巡河飞机的轰炸，日夜监视敌情，站岗放哨，不时阻击小股来犯之敌。2.封锁黄河，盘查行人。1947年，寿张县查获派遣特务62名、逃亡地主108名、国民党军队逃兵2182名，以及大批银元、法币、货物。3.渡河主动出击，以攻为守。有一次，由赵玉山带领100名民兵出击南岸敌人，俘敌27名，缴获长短枪19支，把敌人压缩到小清河以东，保证了河防安全。1946年下半年，解放军主力部队多次越过黄河打击国民党军队，收复失地，黄河两岸形成南北“拉锯”形势。寿张县长张云峰、武委会主任马达经常带领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渡河偷袭国民党军队。

为固守黄河、保卫解放区和待机实施军事进攻，护送大军渡河作战，冀鲁豫军区于1947年2月，成立黄河河防指挥部，司令部先驻台前长刘村，后移至孙口村。黄河指挥部所属士兵与寿张县河防团实行军民联防，形成了攻不破的百里防线。1947年4月28日，黄河南岸一股国民党军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强渡黄河，妄图破坏北岸的船只，在黄河河防指挥部曾辉宪司令员指挥下，军民给予迎头痛击，毙敌20余人，其余仓惶逃回南岸。

1947年6月16日，国民党55师尖刀排乘两只小船，偷渡黄河，被县河防团民兵击翻，22人被打死或淹死。

1948年，华东野战军一部发起豫东战役，攻克开封后速作战略转移，北渡黄河。国民党部队认为华野败退，于是疯狂追击，气焰十分嚣张，黄河以南一时敌军较强，还乡团分子活动猖獗，到处捕杀共产党员，活埋农会干部。寿张县黄河南4个区和郓城等县的地方武装及政府机关不少人转移到黄河北根据地，与黄河南国民党军队形成军事割据局面。国民党为防御解放军渡河，调来重兵据守河崖，构筑工事，修建碉堡群，并封锁河面和渡口，每天有大批飞机沿河狂轰滥炸，对黄河北上至李桥下至十里井200里长的沿河村庄进行俯冲扫射，每日达10余次。1948年5月下旬某日下午，敌机突然轰炸孙庄，此村为黄河指挥部司令部驻地，一颗炸弹落在四大队二排驻地上，当场炸死8人、伤17人，孙庄村民也遭受很大损失。是时，沿河军民整日严防敌机轰炸和南岸敌人的进犯，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残酷。

面对国民党重兵压境和反动地方武装的进犯，沿黄军民发出“誓死保卫解放区，坚决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誓言。河防团民兵冒着敌机的轰炸，日夜坚守阵地；黄河司令部所属士兵和水手不顾敌人的炮火，在沿黄村庄建造船只，训练水手，做大军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1947年6月至1948年10月，沿黄军民浴血奋战，度过一年多艰难的岁月，嬴来了保卫解放区和向国民党统治区全面进攻的胜利。

黄河司令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即1947年，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指引下，已经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连同地方武装共120万人,敌我军事力量的消长起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立即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争取中国革命早日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并且制定了“两翼嵌制、中央突破、三军配合”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首先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于7月前突破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大量歼灭敌人，配合山东解放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尔后向国民党统治区纵深腹地大别山跃进，在鄂豫皖作战略展开，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中央军委早于1946年10月就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做好渡河南下作战的准备工作。为此，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二、三、六纵队共12.4万大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准备在西起濮县林濮集东至东阿县张秋镇三百里长的黄河沿线，举行战略反攻。刘邓首长指示冀鲁豫区迅速做好大军渡河的各项准备和黄河防守工作。

冀鲁豫区党委于1946年11月决定筹建黄河河防指挥部，不久改称黄河司令部（以下简称“黄司”），郭英任政委。1947年2月10日，“黄司”正式成立，王化云兼司令员，不久改由曾宪辉任司令员。3月至5月中旬，由于军区和地方大力支持，“黄司”组织机构很快基本健全，司令员曾宪辉，副司令员刘茂斋，政委郭英；参谋长梁仁魁(军队干部)，副参谋长谭光汉(长征干部)，军事科副科长张杰(原七纵队参谋)，政工科副科长王镇山(原七纵队政治部政治协理员)，船管股长武鸣岚，总务科长刘涛，供给科长王耀先，武装营营长张杰(兼)，教导员王镇山(兼)，造船厂厂长李廷君。5月底，军区决定黄河司令部各科一律改为股，科长一律改为股长，并成立政治处，政治处下设组织股、宣传股，组织股长由王镇山担任，宣传股长由李肖担任，王庆忠任特派员。6月初，军区派李兴程(长征干部)任政治处副主任(1948年8月至9月间军区派朱品文任政治处主任，李兴程调走)。

在黄河河防指挥部下，各县也先后成立县黄河河防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县的黄河河防和修防工作，各县黄河指挥部下还先后成立民防团。民防营，负责全县境内的河防工作。黄河指挥部是地方性质，由当地党政领导。但在1947年9月，因斗争形势紧张，为统一领导，沿黄各县一律改为人民解放军河防团，直至是年12月份。黄河司令部自成立时起就担负着沿河上至濮县，下至东阿，后延伸到济南的黄河河防线。此段黄河防线，在解放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是国共双方必争之地。

“黄司”直属有河防营和兵工厂。兵工厂设在长刘村和陈楼村，负责造船只和军火。黄河司令部开始既不管黄河修防，又不领导各县的黄河河防指挥部和各县境内的河防(包括各县的河防团、河防营等)。虽然，各县黄河修防段领导的船管股，改由黄河司令部领导，但是建船只、扩大水兵等工作仍需依靠沿黄河各县协助解决。

黄河司令部的任务是：

一是造船，做大军过河的准备。按规定每个渡口要造船20只，其中大船两只。造船采取分散、隐蔽的方法，包括寿张县在内的沿黄各县普遍成立了木工厂、铁工厂、纺麻厂，生产木板、铁锚、麻绳等必用物资。赶造木船要时间快，质量高，可以说是开足马力，日夜奋战。在造船的日日夜夜里，孙口渡口造的比较快，船也比较大，共造了50多只，有几只可以容下几辆大汽车和装甲车。“黄司”在沿黄各县共造战船320只（台前境造船情况详见本章第十一节）。

二是护船，防止黄河南敌人的骚扰破坏和敌机轰炸。在黄河北岸制造船只，一开始就被国民党新五军发觉，他们不断派遣船只偷袭，同时，派飞机每天轰炸。5月初，“黄司”要求各船管股：(1)挖船坞（船坞是在河边上挖个地洞，棚上盖子，把水引进去，船藏到里面）和用覆盖物隐藏船只，工程大的船坞，除有藏船之处外，还要开挖引河；(2)挖防空洞，如敌机来轰炸，人员可及时隐藏起来，避免人员伤亡。(3)大造船厂把工序分散，减少轰炸目标，避免损失，加快造船速度。尤其是陈楼造船厂是专造百余人的大船厂，民工最多，目标最大，民工经常达五六百人，仅锯木工经常就有200余人。因树有多高，就锯多高木板，锯工少了，影响进度，工序不分散，人多目标大，敌机发现轰炸就会造成严重破坏。为了减少伤亡，开始把兵工厂挪到树林里，把造好的船只藏在船坞里。敌机炸不到船，他们又派兵偷渡，妄图过来烧毁船只。

有一天早晨，国民党军队约一个排的兵力乘两只船向河北岸驶来，曾宪辉发现后来不及下达命令，就从一个战士那里夺过来一挺机枪，带领其他两名战士扑向河沿，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打沉了两只船，50多人淹死在河里。接着南岸国民党军队又向黄河北岸防御阵地发起炮击。河防民兵与敌人展开激战，战斗从早晨打到下午3点才停止。

5月的一天上午，孙口对岸的国民党军队突然向孙口渡口发射两发炮弹，打在孙口村的空地上，村民们没受损失，“黄司”人员向河对岸仔细观察，有两只小船已离岸驶来，企图袭扰“黄司”，破坏船只，对岸和船上的士兵不停地向北岸射击，炮弹不断落在此岸边。“黄司”独立营一班在执勤，曾宪辉在四大队部听到枪炮声立即赶到渡口，一方面指挥执勤班隐藏射击，另一方面让四大队通知武装营赶快先来一个排支援，其余各连待命。当支援排赶到渡口时，国民党军队乘座的两只小船已过河中心大流。由于河防民兵猛烈射击，船被打坏，不久沉没。强渡之敌30余人被打死，河防战士和水兵仅有3人负伤。

5月下旬的一天，国民党飞机经过多次侦察，确认陈楼造船厂是大的造船厂。从早上7点开始到下午5点，对陈楼进行狂轰乱炸，不少房子被炸毁，几名群众被炸伤。船厂由于工序已分散，又挖了防空洞，民工及时隐蔽，仅仅损失了一小部分料物。第二天民工照常紧张工作。

三是防守黄河，保卫解放区。当时，临黄河以北地区（濮县至东阿县）已全境解放，成为可靠的后方。解放区正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一些顽固的地富分子跑到黄河南，组织起反动的还乡团，配合国民党新五军企图杀向黄河北，破坏土改，残害革命干部，气焰十分嚣张。黄河司令部又肩负起防守黄河，打击入侵之敌，抗击还乡团，保卫解放区的重任。1947年4月，全区大扩军，军区让“黄司”成立一个武装营(也叫直属营或独立营)。武装营的任务是哪个大队(当是还是船管股)把守的渡口吃紧就到哪里支援，以便防止小股国民党军队渡河骚扰和破坏船只，维护渡口的安全；也可以适时出击南岸国民党军队。

四是转运军用物资，护送军民。当时，黄河南是游击区，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革命干部以及大批群众，要通过黄河渡口到黄河南开展游击活动。形势紧张时，又要护送大批干部和群众到黄河北存身。开封解放后，要把大批胜利品、枪炮弹药和一些伤员转到黄河北解放区。同时，所有支前物资都要通过黄河渡口运往前线。

五是训练船工，加强政治和技术指导。在国民党军队的炮火之下，以最快的速度强渡黄河，把十余万军队安全运到对岸，没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驾船技术是不行的。以郭英政委为首的政治部对选拔的船工抓紧进行政治教育，提高船工的政治素质和阶级觉悟。他让政工部门汇编了阶级教育手册《跟上去》，组织船工水手学习。这本阶级教育手册，是以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残酷欺压剥削工农群众，造成家破人亡的真人真事和国民党军队杀害解放军党政干部战士、革命家属的事实，以及没剥削、没压迫的解放区人民的安居乐业和未来美好前景为内容编写的，船工水手们学习以后深受教育。与此同时，“黄司”举办了军事和渡河技术训练班，请军事干部和老船工传授技术，使水手们的驾船技术很快得到提高。

六是组建水兵大队，训练水兵。水兵大队的前身为黄河修防段船管股。黄河归故后，黄河南岸变成游击区，河南岸的船管股和船只合并到河北岸的船管股，仍由黄河修防段领导。1947年4月，根据冀鲁豫区党委和“黄司”的安排，开始筹建水兵大队。6月初，根据军区指示精神，船管股改由“黄司”领导，并一律改建为水兵大队，大队相当于军队营级建制，大队级干部相当于营职，大队设正副大队长、正副教导员，大队下设军事、船管、供给三个股。水手又称水兵，按军队待遇。当时，为确保大军安全渡河，“黄司”和沿黄寿张等各县县委、县政府又征调组织2300多名水性好、撑船技术较高、政治表现又好的沿黄水手组成支前水兵（又称支前船工），他们多是沿黄各村有撑船经验的青壮年，如孙口孙庄、王黑、辛庄等村许多青壮年当了水兵。这些水兵共编为5个大队（寿张县属4大队），每个大队设3个至4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每个大队根据中队的多少负责防守3个至4个渡口，每个中队配若干只船，船上用树枝伪装，船帮用秸草绑缚，以防河水撞击时发出声响，船内用沙袋构筑掩体。准备就绪后，“黄司”发给水兵部分武器，进行驾船军事训练。时逢雨季，黄河猛涨，水流湍急，南岸国民党军队不断打炮，空中飞机时常侦察轰炸，水兵们每夜进行超常规训练，苦练划浆、掌舵、撑篙，学习隐蔽、抢救、洇渡等技术。水兵大队和各县河防团组成了300余里的黄河钢铁防线，从此，沿黄军民掌握了来往渡河的主动权。

为刘邓大军渡河抢造渡船

一、开挖引河和船坞

1947年4月，根据上级指示，为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黄河南岸国民党军队及还乡团分子破坏船只，“黄司”和寿张县委组织沿黄群众，将各渡口的船只集中到北岸隐藏。沿黄军民从渡口向附近村庄的树林开挖引河。引河长短不一，一般长四五百米，宽20多米，深3米，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挖引河的人多，目标大，国民党的飞机不断来轰炸，民工冒着生命危险施工，飞机来了就躲向树林，飞机飞走后继续开挖。为不暴露目标，民工们没有垒灶做饭，以炒面和其他熟食充饥，为避白天国民党飞机骚扰，民工不顾连日劳累，晚上奋战。黄河岸边多为沙质地，水层浅，有时泥水没膝，民工弄得满身泥浆，但全然不顾，昼夜苦干，很快挖出一道道引河。同时，又在引河崖上挖修大洞，也叫船坞，把所有收集到的船只藏在里边，上面覆盖树枝、柴草。

二、造船

沿黄军民收集到的船只，大部分破烂陈旧，多是花园口黄河改道以前船只，容量小，最大仅能乘座三四十人，无法运送汽车、大炮，远远满足不了大军渡河作战需要。于是“黄司”在沿黄各县群众大力支持下，先后于台前境内孙口、张堂、林楼、毛河兴建起五处较大的造船厂，调集沿黄村庄木工制造大船。寿张县紧急动员，封号大树，准备苎麻，并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采购桐油，挖铁路，凑钢材，赶造船只。全县沿黄10华里以内的群众主动将自家大树砍伐，支援造船。在广大群众积极献工和献料过程中，寿张县涌现许许多多模范人物，其中最典型的是王潭村的王导祥，他把多年给老人做喜棺的一棵大树贡献给船厂造船，他的全家老小都说“救国为救己，有国才有家，跟着共产党，才能过安全日子哩”。“黄司”航运人员也连日筹购木、铁、油、麻、灰等物料，做好后勤供应。当时，孙口附近兴建一处较大规模的造船厂，开始设在毛河村后树荫下，刚刚施工，就被国民党飞机发现目标，盘旋轰炸，造船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设备迅速转移到陈楼村西林带里，继续施工。这里面积大，树木茂密。由于局势恶劣，造船工人们风餐露宿，生活极其艰苦，但情绪却十分高涨，个个奋不顾身，木工组、铁工组、麻缆组互相配合，团结奋战。造船厂里锯声、斧声、凿声、锤声，还有造船工人哼着的“反蒋”小调声，此起彼伏，在林间回荡；拉锯的、舞锤的、推刨的、拣料的，繁忙而又紧张。开始，陈楼造船厂由黄委会直接领导，不久，为了加快建造大船的速度，改由“黄司”和黄委会双重领导，该船厂有干部20名。

1947年2月上旬，陈楼造船厂由王克江亲手制造的平头“大1号”（长8丈5尺，宽4丈）船竣工了，船厂举行庆贺典礼，自此一只只大船陆续制成。至5月，陈楼造船厂共造船28只，均按长宽和面积的大小，依次由1号排到28号。

三、藏船

造船不易，拉船更难。陈楼船厂距孙口渡口10华里，途无滴水，旱地行船，极为困难。为使平头“大1号”船早日下水待命，寿张县委调集一区青壮年拉船。当时拉船的口号是：

铺船路哟，嗨嗨，

用秫秸哟，嗨嗨，

挑水和泥挨堆排，

中国人民志气大，

船过路酥大树密。

他们在拉船的路上铺满秫秸，上面垫盖淤泥和水搅成的泥浆，用人力前拉后推，向前滑行，奋战一天，傍晚将船拉到渡口下水待驶。1947年7月4日夜，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时，刘邓首长就是乘这只平头“大1号”船渡过黄河的。

在陈楼造船厂施工的同时，境内其他造船厂也在紧张的工作，先后制造出一只只大船，全县造大船计120只。这些大船一船能渡一排人，甚至一连人，特别大的能载200多人和5辆汽车。大船造好后下水很困难，有的用四轮大平车运，有的在路基上垫上木板、高梁秸、麦秸，用人畜拉。县区干部群众总动员都参加拉“旱船”。用牛拉船还不能吆喝，只能用“哑巴打牛”的办法，以防对岸国民党士兵听到声音。在拉船的途中，还经常碰上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为躲避飞机轰炸，船插柳荫，人戴柳帽，远远望去，船如青松，人如翠柏。尽管如此困难，但军民协力还是把一只只大船按时运到各个渡口。